呈现加速清洁财富替代古板非化石财富对于碳减排战术的最首要,大旨艺术学院财政和经济济切磋究院助理钻探员 陈

 农广天地     |      2019-11-20

国家林业局政府网11月24日讯 受访对象:

中国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此举将给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带来转型压力和动力。中国提出碳减排目标,在促使国内坚定走新型低碳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的同时,也是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为中国的节能减排国家战略引入约束力,这无疑将为正在推进的各领域节能减排行动注入新的动力,预示着国内节能减排行业将迎来新的主题投资时代。

必赢最新登录网址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在参加12月18日举行的2014中国碳市场高峰论坛时表示,要避免出现类似二氧化硫控制方面出现的政策重复,交叉矛盾的现象。他认为,要减少对电力企业的约束,要尽可能释放企业在碳交易中的自主选择技术和碳交易方式的权利,这样更有利发挥市场机制。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 杜丹德

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未来中国的碳减排之路将主要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能源节约、增加森林碳汇以及控制工业、交通和城乡建设等多个重点领域入手。近年来,这些领域已成为推进节能减排国家战略的主要阵地。尽管市场对于这些领域在政策不断加码下所蕴含的投资机遇解读不一,但根据政策思路,未来节能减排主题投资将围绕两大主线展开:一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源头性排放将成为“治本”之策;二是对于各领域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后端技术性处理,进而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这是“治标”之计。

王志轩在主旨发言中主要讲了三个部分:第一,电力行业参与碳交易试点的一些情况;第二,对进一步开展碳市场的认识;第三,一些建议。

中创碳投分析师 陈志斌

首先,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是工业燃煤,尤其是电力、钢铁、建材和有色等传统“三高”(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业领域。未来,这些重点行业领域落实节能减排将在继续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加快对留存产能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

一、电力行业参与碳市场交易的进展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波

其次,此次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强调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凸显加快清洁能源替代传统非化石能源对于碳减排战略的重要性。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我国能源消费的比重约为9%,要实现到2030年达到20%左右的目标,其中的巨大潜力不言自明。开工一大批可再生能源重点项目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新抓手,以水电、核电、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将在政策合力驱动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中电联作为电力行业协会,一直十分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以及与电力行业密切相关的碳减排、碳交易、碳税等国际国内各种动态。我们认为电力二氧化碳的减排不仅是电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决定电力发展方向、前途、命运的大事,而且电力的碳减排也决定了能源领域碳减排,所以中电联成立了由各电力能源领导参加的协调小组,也成立了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专家委员会,成立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中心,并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电联的主要职责,也写入了第五届理事会的章程。

11月12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再次,削减燃煤消费并代之以清洁能源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意味着在控制新增碳排放的同时减少存量排放是务实之举。对此,以碳捕获、碳封存为代表的碳排放后端处理被提上议事日程。中美联合声明提出,中美双方将加强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合作。近年来,碳捕获和碳封存的市场前景广受重视,有机构预测这一领域将有望诞生下一个“特斯拉”。

这几年我们对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参与政策制定、基础研究、反映诉求、信息统计、低碳技术推广、标准制定、碳交易追踪和试点企业调研,以及国际合作等等。我们同时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和能源不断发展,和推动能源革命的进展,能源的电力化,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对于中国,现在天然气缺乏的现实和天然气价格的持续走高的趋势,中国要实现在合理成本下的碳减排目标,必须正确处理好煤炭、电力、天然气、石油、核电、可再生能源之间以碳减排为纽带的关系,从市场经济和国际经验来看,采用碳交易方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关注碳交易的动态,也在持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在此之前,我国还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到15%左右。

最后,过去数年,欧美发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培育了巨大的碳交易市场。随着中国碳减排目标的提出,这一市场有望在国内蓬勃发展。目前我国7个省市已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按照《规划》要求,到2020年将建成国内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市场普遍预期,随着相关制度设计及技术标准的完善,未来拥有碳排放指标的企业将通过交易体系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自从2013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七省市碳交易试点以来,电力企业高度重视,尤其是参加试点的电力企业,乃至集团公司,有的集团公司专门成立了归口的碳交易的部门,来管理碳交易工作,研究制定碳交易办法,积极参与交易政策办法的制定。很多电力企业和碳资产公司,在活动方面非常活跃,开展了各方面的研究。通过我们对电力企业的调研,我们也了解到电力企业对碳交易也有不断认识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关注度不是很高,电厂参与碳交易次数也并不是很多,碳交易市场的成交量也较小,交易价格波动较大,流动性不足等等,随着政府对碳交易不断推进,包括导向越来越强,企业和社会对碳交易认识逐步加深,碳排放权交易也有较大的增长。

这一连串承诺显示了中国碳减排的决心,也给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带来了压力和动力。碳排放的“天花板”已经形成,能否形成倒逼压力?这又能否刺激中国略显冷清的碳交易市场?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国环保协会、中创碳投、中央财经大学等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

但是由于碳交易处于试点阶段,大部分还是处于一种观望和试水状态,目前对于电力集团层面,碳交易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没有对集团层面的生产经营、新能源投资、节能改造、发电成本等方面有明显的影响。比如说在生产发电时,电厂考虑更多是电网调度的要求,事关电网安全和经济效益,若在一些电价比较高的地区,发电企业即便超配额发电,其实际生产收益还要远大于碳成本的支出,发电企业还是有利可图;在新能源投资方面,规定碳交易履约主体是电厂,而投资决策是由集团层面决定,所以对碳交易不构成直接的影响;在节能管理方面,由于发电厂开展节能改造,具有外部的动力和内生的动力,在碳交易试点启动前,有些已经落实完了,所以以碳交易促进电厂进一步节能改造的力度,还是有限的。在发电成本方面,从静态来看,参与碳交易自然会提高发电成本,但与目前发电并不影响,这是我们总体的碳交易试点对电力企业影响的简要的描述。

为何是2030年?

二、对进一步开展碳市场发展的认识

工业化向后期过渡,重工业部门2020年将达到产量峰值,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也在2030年

首先我体会到我国目前碳交易是指,在一定管辖区域内,允许碳排放主体或者其他合法主体,拥有在一定时限内排放一定碳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通过行政配额得到,也可以通过市场购买获得,且允许这种权利在确保碳实际排放不超过限定的排放总量下,像商品一样在交易市场的参与者之间进行交易,以达到碳交易成本最优市场的机制。当然这段话比较绕口,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碳交易是什么,我们现在研究的碳交易是什么,首先要有界定,否则的话大家谈事情还是各谈各的,说碳交易如果内涵和概念不一样,肯定讲的结果不一样,好像大家争得很激烈,但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对我下面讲的内容,是建立在对碳交易认识。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杜丹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努力,国际社会认识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努力。“这是两个大国做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国际承诺。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达国家。气候和环境问题已经很严峻,各国理应对此做出各自的努力,中美率先发表此次声明,意在激励其他各国做出承诺。这将为明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注入活力,推进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

在前面的开发下,我首先认为,碳市场发展取决于碳减排的刚性要求。一方面碳市场作为市场机制,低成本减碳的手段,碳市场作为用市场机制低成本减碳的手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在环境经济学界,已经被普遍认可,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存在一些人把碳市场这一手段当做目标,认为碳减排就是建立碳市场,或者建立碳市场就是为了减排,实际上用行政手段或者其他经济市场手段,也可以达到碳减排的目标。根据科斯定理,用碳排放权交易的机制,可以达到在确定目标下的全社会碳减排成本最优的目的,当然目标确定是否最优,这是需要专门研究的。但是在目标确定之后,碳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碳市场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碳减排目标。作为国家的碳减排目标,首先取决于碳排放的峰值目标,如果确定不了碳排放峰值,也应该通过法律行政要求,提出碳减排阶段性目标。最近微信里有很多群,他们邀请我也参加,我在里面讨论发现,很多人把市场手段当做目标在运行,不是说我用了碳市场,碳就很快得到减排,我认为不是,是怎么用手段怎么更经济。

分析认为,中美各自做出的承诺有其现实和理论依据。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11月初发布的第六本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提出,中国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中国此次作出如此承诺或与这一研究结果有关。

刚才说了刚性目标和峰值,我们简要谈一下峰值的问题,上个月中美联合风暴里面谈到中国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力争能够提前。当然这里面大家都注意到,它有时间,但峰值是多少并没有明确。峰值到底能够达到多少?实际上在联合声明里面,和我们国家出台相关的一些规划目标,可以定性分析碳排放峰值,所以中美联合风暴发布以后,我做了一些研究,碳排放峰值到2030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但实际上是定性,可以说我认为还是定性的结果,因为确定碳排放峰值,不是靠一个人力或者一个单位做出来的,相当复杂。但是我们做一些基本的假定和假设,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规律,在我们做碳排放分析的时候,我主要有这样一些参数,这些参数也是根据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确认的,也是国家基本认可的。

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CO2排放经验,以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工业部门是我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部门。相关机构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分析与预测表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业部门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产量峰值。在基准情景下,工业部门排放将缓慢增加,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在低碳情景下,工业部门总排放将在2025年~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

一、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我按50亿吨标煤计算,大家注意到,国务院发表的能源发展行动计划不是48亿吨吗,因为48亿吨是左右,我是往右两吨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为什么用这个数据,这是反复调整研究分析的结果,过低现在根本达不到,但是过高超过这个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42亿吨,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1%,2030年的假设,一个是经济发展速度基本保持平稳状态,但经济发展和能源发展增速呈先高后低的态势,但是想想平均增速确定了,后面要高的话,增速很高,碳是不可能达到峰值的,所以是先高后低,这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2030年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比重由2020年10%提高到14%,石油比重由14%降低到11%,煤炭比重61%降低到55%,非化石能源按照零碳排放考虑,非化石能源比例增加,主要是替代煤炭,替代煤炭主要是降低煤炭比例,我们按照国家发改委规定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忽略了土地利用、土地变化和林业方面的影响,当然我这些参数也和有关专家进行过交流,他们还是基本认可的,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以后做了计算,我画出一个曲线图,这个曲线图就是以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是100,随着能源增速的增加,碳排放峰值是增加的。但是,如果我们到2020年就不增长了,碳排放峰值达到目标以后2030年是不增加的,如果2020年以后年均增速0.6%,碳排放是不增长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非化石能源占比的约束条件在起作用,如果说我们碳排放增速是从0一直到5.0,当然5.0不可能,这条曲线要解释的话,时间也要比较长,我这篇文章也已经公开发表,大家网上也可以找到。当能源消费增量增速为0的时候,2030年碳排放峰值为2020年的92.4%,当GDP增速为6%,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35,即能源消费增速为2%的时候,由于年增速前高后低,在2030年时,预计增速降到1%,对应的2030年碳排放峰值是2020年的113%左右,因为关于GDP的增速,能源弹性系数就会得到能源消费增速,应该说是各位专家研究的相对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2030年的时候是2020年的113%。也就是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大小决定峰值的时间和峰值量,达到峰值时间越提前,峰值量则越小。如果考虑碳汇的作用,峰值到来的时间提前,峰值的高度降低,峰值的时间可能滞后于能源消费总量最高的增速时间,能源消费总量降低时,并不意味着碳排放总量的减少,为什么?它还是有一个惯性的作用,所以是取决于低碳能源比例和单位GDP能源强度的降低的约束大小。

国家气候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昌义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低碳情景较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

当然了这样的曲线或者研究的情况,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一些问题,一个是达到峰值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密切关系上,如果经济发展过慢,则达到峰值时间越早,峰值量越小,这是肯定的。但是实现现代化时间就越长,如果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峰值增长也过快,可能在2030年也达不到峰值,一方面说明2030年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不能放缓。另一方面也说明过快的能源消费会推迟峰值到达的时间和峰值量,显然对低碳发展不利。二是高碳能源低碳化发展强度越大,峰值越小,能源消费总量越小,但达到峰值时间并不一定提前,非化石能源占比替代能源对峰值影响较小。以上分析并不是定量给出峰值的数值,因为它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利用或者参考这样的趋势来分析,大家可以估计出峰值大体会在什么范围,这样的话,我们确定刚性峰值的时候,对于碳市场的影响就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分析。

此外,城镇化也是影响我国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对城镇化影响碳排放机理的探索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的分析表明,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以及碳排放总量三者随城镇化发展的倒U型曲线不仅各自存在,且峰值依次出现。

在未来十五年左右,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增长,而且能源增速为前高后低的情况下,既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然,也是推动能源革命,进行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其次,真正的碳减排的对象,在初期一定要有减排的空间,你确定了碳排放峰值和碳排放对象,来配额的时候,如果没有空间,碳市场是没有作用的,并不是所有碳排放主体都需要空间,比如一个人一个组织购买碳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别的企业不排碳,而有些企业却不得不排碳,因此机制设计必须考虑到排放实体减排的空间,减排的空间取决于刚性规则、技术潜力、市场边界、减排主体管理边界和时间边界等等,对于电力企业,要满足电力安全需要,要服从保证电力安全和生产安全的调度指挥,以及污染物排放限制的要求。技术潜力由技术水平决定,而且市场边界取决于交易的范围,比如是否可以跨省或者跨年。时间边界决定了是否可以跨年,因为我们想二氧化碳与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这些污染物是不同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它的影响是与排放元位置有关,也不具有长时间的累积性,但是二氧化碳不一样,它在任何地方排放,尽管有碳循环大的机制,但是人类排放的碳,对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的排放量,而且碳的影响,现在人们认识至少以百年为计,那你为什么非要设定一年,今年和明年,明年和后年,这几年排多排少,这个累积效应从科学上是应该有更大的范围。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出现在城镇化率为70%左右的阶段。绿皮书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3.73%,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城镇化率到达70%大约还需要15年的时间,以此推断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现在2030年左右。

所以说由于二氧化碳这些性质,它为我们碳市场的交易机制设计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空间,我们不必要去考虑二氧化碳在总量控制时候所谓气泡,在二氧化硫总量控制叫气泡的范围概念,这个机制设计上更加灵活,我们更重要的是需要考虑刚性规则、技术潜力、碳市场管理能力和水平问题,如果在刚性规则和技术减排空间上,很难让市场发挥作用,再好的机制也是无用武之地的。当前对电力行业而言,影响最大的是电力体制和现行的节能减排的一系列强制性规定,因为这些体制和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市场交易的空间。从试点调研情况来看,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具体的我不再详细说了。比如说现在从技术减排来说,可以说绝大部分的火电机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近十年建设的新型机组,锁定效率十分明显。“十二五”期间,火电机组建设进度明显放缓,通过结构优化,降低能耗的空间已经有限,还有经过“十一五”期间以及现在进行得大规模实施节能改造,这些节能潜力进一步被充分挖掘,未来通过技术改造还能挖掘多少节能空间?二是预期负荷率还要降低,造成火电机组运行负荷持续走低,影响机组的能耗,而且随着西电东送,可再生能源发展,机组平均负荷较低的情况还要维持在相当长的时间。三是环保改造增加沉淀,排放标准更加严格,有85%的火电机组将要进行除尘脱硫的改造,这些改造使能耗会上升。四是燃煤利用下降,降低锅炉效应,从而造成整体效率下降。

此前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承诺是,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有专家指出,此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要从强度减排向总量减排过渡。2030年后,中国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是总量减排,而从现在起到2030年,既要强度减排,又要向总量减排过渡,减排的难度更大。

电力是能源转化的行业,不是消耗能源的行业,发电不是为了消耗能源,它是把低品位能源变成高品位能源,怎么是消耗呢?所以把电力,特别是煤电当成高能耗企业去管理,这是错误的,但是你说发电不耗能吗,耗什么?就是厂用电力,通过厂用电力消耗把低品位能源转化为高品位。所以它的空间在于如何降低沉淀率,或者提高发电效率。有些人用热能来比,你看123大卡的煤炭和123大卡的电力,都是123大卡,难道一样吗?显然是不一样的,电能的质量要比同等算成热量的煤炭高得多,所以这两个不能直接去比的,所以想在这里面,我们并不是为了争概念,而是想我们的潜力在什么地方,对电力的潜力在于提高效率的空间和它管理水平的空间,而不是算50%的电力消耗,它就是能耗大户,这是不对的,由于一些错误的概念,造成管理上离科学管理越来越远。

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认为,面对这一形势,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技术等多个维度,融入低碳理念,进行科学规划,减少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尽早实现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到来。

呈现加速清洁财富替代古板非化石财富对于碳减排战术的最首要,大旨艺术学院财政和经济济切磋究院助理钻探员 陈波。三,碳市场法律运作支持系统

2030目标能否实现?

我们国家从1992年气候变化公约以来,确实有很大的一些规范性的文件里面的要求,特别是最近国家发改委出台的《碳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现在碳排放交易的法律基础仍然不够坚实。也就是说,现在的《暂行办法》能不能尽快的变成国务院条例,逐步在法律里面加以规定,这是我们进行碳交易这件工作能够做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法律方面,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基础,因为在我们实施交易的过程,或者电力企业在挖掘潜力的过程,它也会同时遇到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污染保护法、大气防治法等等。当然这里面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在法律本身节能和减排之间,就是存在矛盾的,如何协调?我刚才讲的空间都是,碳交易要有空间,这个空间是什么?这个市场空间就是因为边际成本不同,它才通过交易能够得出低成本减排的空间,但是如果行政命令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市场交易的最基础的动力或者它的机制,所以这两个是要协调的。

减少煤炭需求的根本还是要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和环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前面讲到一个是要有刚性总量,这个总量可以先确定一个数。二要有空间,三要法律支持,三者之间也是融为一体的。最后我简单谈几条建议:

“中国谈转型,就好比一艘巨大的轮船调头,从决定调头到开始有动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能源强度、碳强度还很高,能源效率却不高,中国的碳减排有很大空间。如果想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现在就需要开始行动。”杜丹德向记者解释。

一、中国碳市场建设意义深远,电力行业要提高认识,积极面对。碳交易市场机制在国内试点还是新生事物,但其意义深远,通过试点提高参加企业控制碳排放的意识,对企业了解到碳运用具有资源资产价值,可以通过运作降低成本,甚至获得利润,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试点作为市场机制减碳的探索也作出了很好的实践。

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目前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的产业还占主体地位,但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未来产业结构会继续减重。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根据学者的测算,到2020年左右,中国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值会达到峰值,也就是说,来自重化工行业对煤炭的需求会在那时达到顶峰。耗能大户的煤炭需求已经见顶,全社会对煤炭需求的增长也就没有了空间。”

二、加快推进气候变化立法工作,尽快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在气候变化立法方面虽然我们很积极,但还是很滞后,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推进这个工作,完善有序推进。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为67.5%,创历史新低。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随着节能减排政策陆续落实,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将不断下滑,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将持续深入。

三、协调好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关系,建议用法律统筹考虑,引领电力绿色发展。节能提效,控制污染排放,介绍温室气体排放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因此对企业在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应该同时考虑,避免出现类似二氧化硫控制方面出现的政策重复,交叉矛盾的现象,同时要减少对电力企业的约束,要尽可能释放企业在碳交易中的自主选择技术和碳交易方式的权利,这样更有利发挥市场机制。由于现在对电厂的考核指标较多,既有节能指标、环保指标、碳强度指标,应该建议统筹考虑。我认为现在是到了以碳的指标作为统领考虑的阶段,因为常规污染物对燃煤电厂来说,甚至对电力工业来说,已经不构成影响它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控制在你所希望的水平,一个千瓦时的电,按照现在我们已经出台的要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三个加在一块大概是0.3克污染物排放,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即便是5万亿千瓦的煤电加在一块,全国也不会超过150万吨排放,量在这儿放呢,而我们为什么要节能呢?现在我们到了用碳来统领的时候,如果以碳来作为统领,就应该来设置它新的指标体系,否则节能的目标是要干什么,实际上节能从本质上讲,也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因为其他的可以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所以我一直认为节能如果没有碳强度要求的话,节能是弹性要素,因为它不存在极限,而环保是刚性要素,因为它对人体健康影响有一个尺度,如果碳作为要素来统领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我认为应该到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减少煤炭需求根本还是要提高能源效率。”杜丹德认为,能源的价格还必须体现所有的成本,包括环境成本,这样才能让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煤炭需求量下降,这就为碳减排留出了空间。

碳减排、碳市场在中国来讲虽然进行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从宏观和长远来看,我认为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即便各种条件都比较成熟的欧洲,碳市场的运作也遇到了相当大的一些困难和波折,我们面对的问题会更多,有很多问题我们发现了,现在还难以解决。比如说法律之间协调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加强研究、加强沟通、加强协调、加强完善才能不断前进。作为电力行业我们认为碳排放交易的方向是对的,道路也相对通,但是要积极慎重走好,尽量减少避免走回头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替代煤炭的清洁能源技术也在扩张,风电行业回暖,光伏行业风生水起,核电不断发展。在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倒逼下,清洁燃煤技术和污染减排技术也有了十足的进步。

现在,我国每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超过整个欧盟。如今,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光伏产品制造国,并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风能生产国。传统“三高”行业领域,在继续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加快对留存产能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为达到峰值提供了可能。

此次中国提出的碳减排目标,强调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加快清洁能源替代传统非化石能源对于碳减排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我国能源消费的比重约为9%,要实现到2030年达到20%左右的目标,其中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水电、核电、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将在政策合力驱动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但是,削减燃煤消费并代之以清洁能源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意味着在控制新增碳排放的同时,减少存量排放是务实之举。《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也提出,技术创新对于降低当前减排技术成本至关重要。智能电网、能效、温室气体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应当加紧开展。对此,以碳捕获、碳封存为代表的碳排放后端处理被提上议事日程。

杜丹德认为,能源和环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能源政策会带来相应的环境影响,环境政策也会影响能源的使用,在政策制定时应当将二者统一考虑。他用电价政策举例说,电价高低会影响煤炭使用、资源分配等方面,进而也会影响污染物排放和环境。

“绿色供应链也是能够提高企业能效的一种手段。个人和企业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都会改变能源消费状况。”杜丹德说。

碳市场为何没啥反应?

总体利好,但对市场暂时没有直接刺激,长远来看会推动碳市场发展

在中美发表这一声明的同一周,我国7个碳交易试点中,除重庆市场无成交外,各个试点的价格走势平稳,中国宣布2030的碳峰值目标对市场没有显现出直接的刺激作用。

“这个消息没有对二级市场产生影响是由市场的特殊情况决定的。首先,这7个试点目前的减排目标和国家减排目标没有挂钩,未来国家目标如何落实还不清楚。而且,试点还面临着向全国市场过渡的问题,政策具体设置还不明朗,企业还不能根据远期情况来进行交易。其次,目前的试点均只有现货交易,没有期货交易,驱动企业交易的要素主要是满足政府明年的履约,企业也不能通过交易来进行远期的碳管理。因此,二级市场对这个消息没有反应是正常的。”中创碳投分析师陈志斌说。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波认为,这个事件对我国碳市场的影响很难直接分析,但总体而言是更加利好了,这其中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博弈,“政治谈判跟市场发展还不太一样”。

“天花板”形成对碳市场的直接影响是减排目标的设置。陈志斌说,目前我国仍然是以强度控制为主,并没有强调排放量绝对值的下降。如果峰值来临,那么就必须进行排放总量控制。这将对碳市场配额分配方法产生影响。“但在短期具体能否刺激二级市场交易,则要看新的分配方法是否会改变原来的市场供需状况。从长远来说,实行总量控制的确能够迫使企业节能减排,推动碳市场的发展。”

“对美国而言,美国加州和东北部有两个碳交易市场,发展比较萧条。美国发表这番声明让各州意识到,美国政府对温室气体减排态度很严肃,这就使这两个市场周边的州不得不加紧决定是否使用碳交易的手段进行减排。”杜丹德说,“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有相似点,中国的7个碳市场也相对冷清,声明没有直接作用于二级市场,企业和投资者都在进行观望,期待国务院对此进行政策反馈。”

峰值目标的提出,表达了政府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决心,而且有了一个中长期的政策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需要投入比现在更多的资源,采用更丰富的政策组合。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碳市场已经成为低碳政策的主流,因此,中国在确立峰值目标后也会加大力度建设国内碳市场,相关制度的出台和落实都有可能加快。

目前,我国7个省市已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将建成国内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市场普遍预期,随着相关制度设计及技术标准的完善,未来拥有碳排放指标的企业将通过交易体系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